永明延寿与禅净会通

永明延寿的会通工作，集中留在《宗镜录》与《万善同归集》两部书中。前者着重禅门与经教，后者转到行动，回应礼佛、诵经、行善和净土问题。理解他的影响，要把著书所面对的争执，放回当时禅人怎样生活的环境。

延寿本是禅门高僧，后来又被列入净土祖师。他并不把人人都能迅速领悟佛理当作前提。普通人有自己的生活，能够长时间专注于高深道理的毕竟有限，修行还需要可实行的办法。

晚唐五代，南方相对稳定的地方讲经成风，各寺有讲经座主，以《金刚经》等向初学者说法。德山曾有周金刚之名，临济又曾激烈反对某些讲经风气。延寿面对的正是这类环境，他批评把现实一概说成梦、只在口头谈空的做法。

禅门的一些论辩沿用中观方法，先揭示对立概念各自的矛盾，再以此破除对存在的执著。这种以空破空的认识方法，自有思想上的力量；落到社会生活，却可能把是非也一并泯灭。延寿写《万善同归集》，正要对这种后果提出批评，将善恶重新放回宗教生活。

不思善恶在禅门已变化出无心、无念等说法，延寿面对的因而不限于一个词。它们用于个人解脱，强调放下分别；若进一步说善事无需实行，佛教度众生的宗教目标便受到威胁。他从禅门内部转向净土立场的批评，就带着这样明确的方向。

他先针对认心是佛的说法发问。若已经承认众生之心与佛相通，就说一切善行都是多余，人与众生的关系便会被割断。禅门所谓诸善万行被视为劳神费力，延寿却认为，成佛的方向不能只停在个人认识自己的心。

又有说法援引祖师不思善恶，认为分别善恶、愿离愿成，只会使身心疲劳；有人更进一步说，劝人行善的文字也属多余。这些意见分别否定行动与劝说，延寿逐条征引，表明争论已从一人的修法扩展到如何对待他人。

另一个论题把无心合道和万行并举，问没有真心，靠外在动作能否改心。延寿并不因此承认所有发愿都是贪求，他借道绰的善求、不善求作区分。求个人财利与愿意度众生，动机有别，把两者都归为有求，就会抹掉宗教实践所依靠的愿望。

礼忏、诵经与求生净土，也在这场争论之中。把修行理解为完全依靠自己，便容易排斥这些向佛求助的活动。问题于是变得直接，一个修禅的人，能不能同时信仰净土？

《万善同归集》随后还要回答文字问题。把一切名字都视作虚妄，便可以进一步否定听闻、诵读经教，礼忏也就失去根据。净土宗教生活却离不开经文和仪式，禅门对语言的看法，于是直接影响普通信众每天参与的活动。

法眼、德韶一系此前已批评这种名言观，延寿再强调名字虽指向性空之物，自身仍有缘起，语言与对应的行为也不能一概抹去。他察觉文字与真实之间的困难，尝试恢复经教的位置，虽然没有把所有名义问题都彻底解决。

关于净土的另一条质疑，以生本无生、住本无住否定求生佛国，认为何必再愿意往生别处。它把净土信仰同空观正面摆在一起，已超出称名多少、行仪如何安排。对信众所盼望的国土究竟实有还是唯心，两家此前已有长期争执，延寿的会通也绕不开这一问。

论争中，把假名视为束缚的人主张，众生因为认取名称才不得解脱，所以无需再听经。净土的宗教生活却重视教文与听闻，以经卷保存佛的许诺。对语言性质的分歧，因而成为两种修行取向之间的实际冲突，《万善同归集》不能只谈个人默契便止步。

对于只凭自力解脱的禅者，延寿采取相依缘起的解释。自力充足者可以不借外缘，自力未堪者便应凭借帮助，行善积德也属于助力。沿着这套论述，礼佛、忏悔、祈祷等活动重新被接纳，禅与净土原先排斥的部分有了共处的可能。

在有关行善的最后几问中，争论又触及因果。对方以真如不动批评起心动念，延寿则需要保住行善积德能够帮助解脱的解释。若一切动作都被当成违背法体，善有善报便失去说明的地方，礼忏与修持也难以成立。

自力和他力的分歧，在赵州从谂的答话中被说得很尖锐。被问怎样救世时，他以尚不能自救反问，强调各人自己解脱。延寿却认为，众生互相依存，个人自力不足时应借外缘，行善是帮助别人的行动，也可以成为帮助自己解脱的条件。

文字之争又有不同对象。名字能否把握真实，属于认识上的问题；经文读诵能否形成相应行为，又属于修持怎样实行。延寿尝试把名字与缘起相接，认为名称所指虽空，名称自身也因缘而生，不能因此断定一切诵经、听闻都无用。

法眼一系的改造也有此前的学问根据。法眼文益重视华严教理，曾借它批评一概视语言为假名的说法，德韶又有相近努力。延寿接在二人之后，把名字自身也由缘起成立的解释继续展开，禅教会通的工作由此延伸到净土修持。

乱世中的禅团，容纳军人、流民以及不愿谈过去的人。互不追问、只求保住自己，是这一解释中形成不问是非态度的现实背景。强调自由有积极一面，也可能变成对社会的冷漠，延寿对个人超脱的批评正指向这里。

延寿又把大乘终极精神说明为无畏，要求慈悲能够让众生摆脱恐惧。只修个人的业、不同众生发生关系，便不能完成大乘所说的解脱。止恶、行善、大悲度人，在他的论说中遂成为不可省去的条件，对乱世只求自保的态度也有直接批评。

万善同归还要把世间、出世间连起来。修持者在世间行善，不能把它当成悟后便可弃去的临时步骤；出世解脱也继续以善为根据。这使礼忏与助人获得持续的位置，个人自由虽然仍受肯定，却须同大乘关心的共同世界接合。

这部书被视为晚唐以来万宗归净的重要标志。禅门与净土的历史从这里相接，念佛、礼忏和善行进入同一人的修行之中。延寿以禅宗大师又兼净土祖师的身份留在后世，正因为两种原先有争执的取向，在他的著述中得到重新安排。

他引用《大智度论》，以佛过去积善成佛的说法支持自己的立场。行善在这里获得的地位，比偶尔借用一项外力更高，止恶、行善、大悲度人被放入成佛条件。对独求脱身的批评，也因此落实到大乘佛教所要求的众生关系。

延寿对语言与真实的统一仍有未尽之处。他已看出一概否定名言会妨碍经教，也尝试重立文字的作用，却没有消除这套认识论的全部矛盾。后世延续禅净兼修，依靠的是这些论述为宗教生活重新取得位置，论争本身并未从此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