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济禅：平常事与随处作主

江西禅从马祖道一以来一直倡导的一个核心概念，叫“即心即佛”。

这是江西禅的核心概念：所谓“即心即佛”，是一个向内心求佛的过程。

他强调知识有用论，要求去求知解。

与他同时代的净土宗大师非西差不多；非西大师提出来的是净土宗。

梁启超先生曾说，佛教要以大智慧追求大自由。

他要歇得念念持求心，便与佛祖不别：他自信自己可以什么都不想要、什么都不追求。

后世禅宗中，临济宗传承最盛、法脉绵延；其他宗派虽有起伏，并未中断。

而“一精明分六和合”，是小乘有宗、或者说传统佛教教理向大乘空宗过渡的一个调和阶段。

中国式的过渡性教理，就是“一精明分六和合”。

这套理论首先由黄檗希运孤明先发，临济义玄又加以发展。

如果按中观学派的假名观看，佛教就不是一种宗教，它最多是一种治疗心病的方法。

禅宗里有公案叫“黄叶止啼”，只是骗小孩用的。

这样，整个从孤明出发的理论又回到了江西禅的传统禅观：无心推出无念，无念推出无求，无求推出无依。

一个主要原因，是临济义玄“一精明分六和合”哲学观的最终指向很特殊。

前述哲学观指向的特殊性，将在其日用平常的宗风中具体展开。

临济这一哲学观的最终指向，并不沿概念逻辑层层推演，而是落在因果业报与日用行事的关系上。

临济义玄在《临济录》中这么写：什么是闲者？“佛法无用功处，只是平常无事，屙屎送尿，穿衣吃饭，困了睡觉，醒了起床。”

他的哲学观最终指向的标志，是“无事真人”，或者说闲者；这个概念在儒家和佛家的解释上是完全不同的。

考察历史上的人物与概念命题，通常有两种角度：一种是纵向的角度，一种是横向的角度。

通过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来推测未来，重点在于找未来的结果。

它是通过已经发生过的历史结果，去追溯它的历史动机。

这个时代提出来的“无事真人”是佛家的，区别于儒家的贤者概念。

义玄大师自己愿意做一棵大树，让天下人乘凉；但他希望天下人在乱世中能活下来、能留下来，直到看到光明的那一天，这就是宗师情怀。

它发展到晚唐、五代时期，是禅宗第二次复兴的时候。

虽然他们有一个从不宽容到宽容的过程，但从佛教的角度看，他们就算现在所谓的宽容也没宽容到哪里去，而且早期的教派斗争极其残酷。

在佛教中，门派之争都不是很明显，主要是学理之争。

禅宗在这个时代就创造出一种新的行禅方式，叫做参禅和应机。

这是每个宗派都遵循的大模式，各个宗派在大模式下面又发展出了自己具体的行禅方法。

门庭设施是每个宗派必备的禅观类的东西，是他们宗风和家风的一部分。

临济宗以宾主之间的应对方法接引学人，把禅宗历来重视的机辩又推进了一步。

禅宗历来重视讨论这种禅理上的问题。

禅宗历来重视这种提问回答式的机锋；把这种提问回答式的机锋再推一步，就变成了临济宗独特的主宾应对方法，并且成为自家门庭设施的重要部分。

总纲是三玄三要；在总纲下面是具体的操作，三种操作方式是四照用、四料简、四宾主。

这是其中几个核心基本点：明了全体作用如何在日用中呈现。

这就是根据不同的方式接待客人，是禅门人际关系的总原则。

权用是指随机应变：对方中间忽然有一句漏洞，立刻抓住他，抓住他逻辑的漏洞，或者断章取义，给对方一个下马威。

这三点是处理宾主关系的一个立足点。

它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大乘佛教所说的破人、法二执。

所谓料，是材料的料；简，是简别的简。料是指度量，简是指简别。

有时夺人不夺境，有时夺境不夺人，有时人境俱夺，有时人境俱不夺——这和四照用的路数完全一致。

临济宾主句，表现出禅宗五家七宗时代以后开始的一种内部斗争的特殊方式。

临济义玄继承了江西禅自马祖、百丈、黄檗以来的一贯宗风，重视独创、反对因袭守旧。

沩山灵祐曾经评论过临济义玄和他师父黄檗希运之间的关系。

临济宗这种要求一代高于一代、徒弟高于师父的精神，是临济宗在禅宗诸家中得以长期绵延的重要原因。

中国的师徒关系一般是徒弟找师父；徒弟找了师父，跟程门立雪似的迎门求师父传授，最后师父还要留一手。

但成德镇、魏博镇这两个藩镇在公元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，长期的同盟关系遭到破坏，分别被朱全忠与李克用两个相敌对的军阀所控制。

临济义玄卒于唐懿宗咸通年间；他的再传弟子兴化存奖卒于后唐庄宗同光年间，约在公元923年前后。兴化存奖存世的阶段，正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期。

而且他待的地方也是灾难最深重的地方，因此他也没有系统的禅理论留下来。

但是临济宗也从河北省的正定移到了河南省的汝州，成为五代到宋期间临济宗的一个大本营，等待宋中期与云门宗同时再次复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