藏地佛教怎样复兴，从下路弘法到阿底峡

吐蕃王朝分裂之后，佛教的恢复从不同地区展开。桑耶寺一方派人到青海丹底，向当地保存传承的僧人学习。鲁梅等人学成返回，把戒律带回卫藏，继续收徒传授，僧团逐渐重新聚集。

约十世纪后期，派出的学人陆续归来。拉萨一带的前藏与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，合称卫藏；青海方向传回的戒律，后来称为前期律学。与从阿里引入的上派律学相对照，两者首先表示传入路线与传承来历，并不等于后一种取代了前一种。

鲁梅门下弟子很多，库敦是其中有名的一位，后来又向阿底峡学法。以这批归来的僧人为基础，卫藏的佛教活动逐渐恢复，史称下路弘法。这里所传的戒律，便与青海、安多一线保存下来的传承相联系。

阿里地区也在复兴佛教。古格王室的益西沃出家后，仍有很大政治影响力，派二十一位青年到克什米尔求法。相关叙述记下了这次远行的沉重损失，只有两位学成返回，其余客死异乡。仁钦桑布是归来的译师之一，他带回的经论与翻译学问，随后成为阿里复兴的重要依靠。

仁钦桑布多次赴外求学，也邀请印度僧人到阿里协助译经。他翻译了大量密教经典，被尊为大译师。后弘期的新译密法与他的工作密切相关，经典的增加，也使密教的理论学习得到发展。

翻译所得又按内容分别流传，仁钦桑布的译经记有十七部，密教译作则有百余部，新译密法因此大为增加。同行归来的另一位译师专重因明，被尊为小译师，与大译师相对。推理论证与密法各有专长，后弘期恢复的已经是多方面的佛教学问。

译经之外，王室还支持寺院。益西沃赐予庄园，帮助营建佛寺，又在阿里建立托林寺，使僧人有了集中活动的地方。他还从印度迎请达摩波罗传授戒律，形成阿里一线的律学传承。

古格王室还希望迎请印度名僧阿底峡。围绕这次邀请，流传着益西沃舍身护法的故事。故事说，他战败被俘，对方索要与身体等重的黄金，家人筹集赎金时，他却要求把钱用来迎请阿底峡，自己最终死去。

这段舍身故事，把迎请名僧所需的财力写得极为具体，赎身与传法争用的是同一批黄金。益西沃去世，古格王室继续派人迎请，邀请因此没有随一人的死亡而结束。阿里复兴既依靠译师，也依靠王室持续承担供养与对外交涉。

阿底峡后来经尼泊尔来到阿里，先在托林寺活动。他与仁钦桑布相遇，讨论讲经、翻译和修行。相关故事特别强调一个问题，学问丰富，并不等于僧团生活已经有了规范，戒律仍需要认真传授与实行。

阿底峡生于十世纪末，出身今孟加拉一带，受戒后在印度名寺学习和讲学，进藏以前已有很高声望。藏地尊称他为阿底峡，含有殊胜的意思。托林寺有了这位印度师僧，仁钦桑布等人的翻译学问又能与他的讲授直接相接。

他在阿里讲经、译经，也传授密法，但更强调学习应有先后次序。面对已经重新聚集的僧人和不断增加的经典，怎样把知识变成有规矩的修行，成为他传法的重要工作。

阿底峡写下《菩提道灯论》，把不同层次的修行安排在一个次序中，说明发菩提心、认识空性与积累福智之间的关系。这本书篇幅不长，对后来的宗喀巴与格鲁派却有很大影响。

三士道按照修学者所求，分出下、中、上不同层次，再把菩提心、空性与福智双修接入同一安排。求解脱不能只凭聪明，戒律也必须实行。后来宗喀巴写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从书的组织到修学次序，都继续发展了阿底峡所提出的这一路思路。

仲敦巴邀请阿底峡从阿里前往卫藏，在拉萨附近为他安排住处，使这一路传法进一步展开，史称上路弘法。阿底峡的学生也与原有传承相接，库敦便先后向鲁梅、阿底峡学习，几路复兴彼此存在联系。

阿底峡重视因果报应，也反复强调戒律。藏地并不缺经书与学者，缺少的是愿意照戒律实践的人。后来噶当派延续了这种取向，重视学习的次序与僧人的日常行为，复兴因而也包含对僧团制度的重新整理。

与古格并列，昂仁地区也是求法基地。当地王室派人到印度学习，卓弥是其中重要的一位。他长期游学，先学戒律、般若与密法，再学习道果，回藏后译经授徒。道果后来成为萨迦派的重要教法。

卓弥在超戒寺学了八年，又到东印度学道果四年，前后长期游学。传述以每年五百两黄金形容道果的高昂学费，他的家境与王室支持，使这笔花费能够承担。回到拉孜、萨迦一带授徒以后，昂贵供养也随传授方法一同进入藏地，后来求学者便遇到同样的问题。

卓弥传法收取很高的供养，一些求学者负担不起，便选择直接去印度。学法与黄金供养相联系，成为这一时期传承中的一个突出问题。即便如此，他的影响仍很广，后来几派的重要人物都曾向他学习。

当时门户尚未完全固定，学人可以向不同老师求教。宁玛、萨迦的重要人物学习过道果，马尔巴则向卓弥学习梵文与显密佛法。除了阿里、卫藏，康区也有僧人讲授经论，后弘期的复兴逐渐扩展到多个地区。

下路弘法广收门徒，推动卫藏僧团恢复；阿里与印度、尼泊尔相近，较易引入新的经论与学说。几路活动共同推进了复兴。与此同时，地方贵族进入僧侣集团，寺院承担教育与文化职能，也与当地权力和财产结合起来。

河谷农业与商业的发展，也提供了求法的财力。阿里和后藏有贸易市场，金矿开采又使当地能够积累财富。领主送弟子出外学法，学成归来后支持寺院，寺院再承担当地教育，宗教与地区经济的关系从复兴初期便已非常密切。

鲁梅的门人再传以后，逐渐形成尚、俄、兰、塘等系，此外还有其他归来学人的部众。地方寺主常与领主出于同一家族，师承、寺院和族属由此相互重叠。共同恢复佛教以后，围绕教法与地区利益形成的不同群体，又使宗派边界日渐清楚。

寺院逐渐成为地方势力的中心，师承背后又有家族与领主的支持。教法分别传下，政治、经济利益也随之分开，冲突有时发展为战争。十一至十二世纪，宁玛、噶当、萨迦、噶举几派在这一共同处境中形成，各派的建立并行交错，不能排成前一派结束、后一派接替的次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