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丈怀海与禅门的共同生活

禅众在山中聚集以后，总要有饭吃、有衣穿，还要能长久住下去。道信开始、弘忍开拓的农禅，到百丈怀海时进一步与禅行结合，又在制度上巩固下来。这件事在禅宗史中占据极重要的位置——后来禅门的兴衰，与劳动结合得怎样密切相关。也正因如此，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后来成了禅门公认的规矩。

百丈俗姓王，福州人，师从洪州马祖道一。马祖门下人才辈出，百丈正是其中把制度想得最深的一位。马祖去世后，他到江西新吴的大雄山开荒。山势陡峭，号称“百丈”，他也随住山得名。农禅在这里成为僧众生活的一部分：山居的修行者需要自己劳动，才能维持这个共同生活的地方。从道信、弘忍到百丈，前后经历数代；早期禅众已把劳动带进修行，百丈又恢复并推进这一方向，使农作与禅行结合为较稳定的安排。怎样活下去、怎样修禅，在他这里被放在一起处理。劳动不是副业，而是修行的一部分——这个安排，让禅门有了独立于朝廷施舍的经济基础。

百丈把解脱与自由相联系，又在自由之外讲独立。“无求人”是很响亮的主张——依靠别人供养的生活，很难做到这一点。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，要减少对供养者的依赖，便得自己取得衣食；农禅，也因此与独立的人格追求连在一起。

他连布施也要重新审视：贪求各种有为、无为之法，都可能成为攀附佛法的行为；接受施主供养，同样可能使人有所求。百丈把这些需求也放进要去除的范围，要求学人做无依、无求的人——自己劳动、自给自足，是这一主张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行。

共同生活需要纪律，百丈清规便与这种组织工作相联系。禅门追求自由，也要建立自己的规矩，才能让僧众持续共居。清规的原始全文今天已难完整见到，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六附有《禅门规式》（古清规序），保存了这套规矩的大略——所能看到的，是这套安排重视生活实践的精神。百丈农禅中的共同劳动、集体生活与共同消费，带有不设个人私产的理想：各种原因离家、四处流亡的人进入这样的群体，便能获得住处和相互维持的生活。中国读书人所向往的大同世界，在这种宗教实践中能找到相通之处。

百丈与弟子灵祐的“拨火”故事，又把劳动和传法放在一处：灵祐拨炉说没有火，百丈让他再往深处拨，仍说没有；百丈亲自动手，从更深处拨出一点火。传述把这一刻与灵祐的领悟相连——日常动作，便进入了禅门的教学。灵祐后来成为沩仰宗的重要祖师，百丈门下的影响也接到了五家形成的历史。老师就在劳动中以眼前的事情启发弟子：传法与共同生活，并未各自成为互不相干的活动。

百丈留下的言论多为随机发挥，缺少完整的理论体系，本体论的讨论尤其少——他关心的，常是修行中遇到的具体问题。与师兄大珠慧海相比，他更偏实践，所用的中心说法是“心如枯木”（也写作“心如木石”）：要求学人不受分别念牵引。大珠说“事来不受、一切无心”，百丈的“心如木石”继续指向不被外事牵动——师兄弟各有表达，所追求的状态却相近。

善恶、爱憎与净染，使人不断给事物下判断，再被自己的判断拘住。百丈要停止这类思辨：放下身心，不再受各种欲望驱使。“心无所行”，指向这种不被牵动的状态。他的否定相当彻底——连清净、安静以及出世间，也不能变成执著的对象；有些名言在他看来只是人为规定的假名，抓着名字，仍然会被语言牵住。修行者若脱离现世生活，一心追求某个菩提果位，他也认为这会背离无求的方向。

学人追问佛性到底有没有，百丈很难用一句肯定或否定来回答：不说有，众生可能失去解脱的希望；说有，又容易使人随语生解，根据字面造出更多认识。他担心言语带来的损害，宁肯少说，也不让解释成为新的束缚。

他提出“有情无佛性，无情有佛性”——这里的有情与无情，都放在人的心念上说：人若动爱憎、分取舍，便受情欲限制；若能不受这些分别污染，才与“心如木石”相应。这与南阳慧忠讨论草木器物“无情有性”，指向并不相同。

无情也不等于麻木。百丈又以“圣情”“凡情”说明人的不同去向：无取舍、无爱憎，可以称圣情；随普通情欲而动，则为凡情。前面所说的“无求”仍在这里起作用：学人需要摆脱的是情欲的支配，修行也就继续落在身心自在上。百丈的“佛性”之问，最终总回到“人怎么做”上面。

百丈对自由的追求很鲜明：不畏地狱的苦，不爱天堂的乐，一切法不拘。害怕惩罚、贪恋奖赏，都可能继续使人受制于某种期待。他把佛与人相联系——“佛只是人，人只是佛”——把佛从遥远的崇拜对象放回人自身，再追问：人究竟怎样获得解脱？答复仍然落在自由：能去能住、不被拘束，才是他所肯定的方向；天堂与地狱，不能成为支配学人的奖惩。

他也谈身体。人得不到食物会饿，得不到水会渴——日常生存已受到种种限制。神通故事中的菩萨、罗汉可以不饥不渴，入水不溺、入火不烧，百丈仍认为那可能受某种“量数”支配，特殊能力同样不能自动使人自由。

自由因此要连同现实生活一起看：衣食上的无求，需要劳动支撑；修行中的无求，则不能贪着神通、成佛或某种固定境界。百丈把身体和心念都放进讨论——精神的解脱与生活的独立，在他的农禅实践中相接，不能只取其中一面。自由与责任、独立与共居，都在农禅里得到安顿。

百丈还要求修行者深入众生，与众生一起受苦——见佛、成佛的机会，也在其中。这与其说是一种高远的理想，不如说是共同生活带来的自然要求：住在一起，就要承担彼此的苦。远离现实、一心求自己的果位，便会失去实践大乘精神的地方。共同生活的禅众所面对的，仍是人的饥渴、流离和烦恼，农禅的衣食安排，也因此有了切近的对象。

救度众生的修行者，应当感恩众生给自己机会：别人接受帮助，也使修行者能够实践慈悲、走向解脱。百丈以“众生作筏”说明这种关系，把施恩者的自居去掉。农禅不只是一套吃饭的制度，在百丈这里，它与“解脱”这件事长在了一起。众生的苦是具体的：饥饿、疾病、流离——修行者要先看见这些，才谈得上“度众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