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息解到夏鲁，藏地佛教的其他传承

讲藏地佛教，除了宁玛、萨迦、噶举、格鲁等大派，还会遇到一些规模较小的传承。它们的寺院或政治影响未必很大，修法和学问却曾被其他教派吸收。息解与觉域，就是经常放在一起介绍的两种传统。

息解与印度僧人党巴桑结（通行译名作帕当巴桑杰）相联系。他多次进入藏地传法，不同阶段传授的内容也有变化。息解依靠般若性空的认识，希望熄灭烦恼根源、超越生死，同时配合密教修法，弟子重视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苦修。

党巴桑结来自南印度，传述称他五次入藏，每次教授都有变化。息解以《现观庄严论》为学问根据，同时采用大手印等修法。人迹罕至的苦修生活，与大寺院里定期讲学的日常相距很远，传教者的活动又跨越不同地方，难以只按一座主寺来追溯。

这些修行者不以大寺院和稳定僧团为主要形态，传承较多依靠师徒相授。相关修法后来进入其他教派，噶举便吸收过其中内容。一条传承的规模缩小，之后，部分方法仍可在其他教派的修行中延续。

觉域强调能断，认为人对世界的错误认识和由此产生的执著，会使烦恼延续。通过智慧与慈悲，修行者希望断除这种根源。它有男性、女性两路传承，同样重视苦修，也把般若教义与密教内容结合起来。

觉域的女传与男传有各自名称，传述将两路分别接到释迦益西、亚龙等人。相近的般若见解经过不同弟子继续传下，性别又成为区分传承的一种说法。这些群体规模不大，也不靠持续扩建寺院来维持影响，苦修方法后来仍能为其他教派采用。

觉囊派另有自己的教法，早期传承与瑜伽行者、密法学习相连。到笃补巴时期，这一系声势扩大，后来又经历起伏。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，多罗那他成为重要人物，使觉囊再次引起注意。

早期瑜伽行者弥觉多吉的生平留下的资料很少，与时轮金刚、密集等学习有关的内容多见于传说。到笃补巴时，有了大批弟子，教派才显出较大声势。此后三百年并未一直兴旺，多罗那他的活动是在长期起伏以后重新引起关注。

公元1608年，多罗那他写下《印度佛教史》，利用来藏印度人的口述，保存了印度佛教晚期的一批材料。这本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也使他的影响超出了本派教法。这部书后来有汉语、英语、法语译本。后人研究那一阶段的印度佛教，会接触到他的记述，利用其中保存的晚期见闻。

多罗那他原名贡噶宁波，有文采，也有转世者身份。他利用来藏者口述撰史，记录的重点包括印度晚期佛教。印度本土历史记载不足，许多材料便随来访者的口述保存在藏文著作中，藏地学者又以自己的语言把这些经历整理成书。

觉囊的发展也与政治支持有关。藏巴政权支持多罗那他，教派一度兴旺；它的传承随后又与蒙古地区联系起来。多罗那他去世后，土谢图汗的儿子被认作他的转世，后来进入藏地学习，形成哲布尊丹巴转世传承的一段重要来历。

宗教传播伸向蒙古以后，教法归属与地方领袖的支持继续相连。多罗那他与蒙古各部的往来，被放进哲布尊丹巴传承的来历之中；后来赴藏学经，所接受的教法又发生改变。活佛身份能够延续，具体归入哪一家教派，却还受当时权力格局限制。

这个转世者在藏地学经时，格鲁派已经取得政治优势。相关叙述说，他在压力下接受格鲁教法，回到蒙古地区之后，传承的归属也随之改变。教派之间的竞争，由此涉及学什么教法、承认谁的地位，以及背后哪一方掌握权力。

觉囊最常被提起的一项主张，是他空。可以先从它对认识的区分来理解，事物的本真是一回事，人加上去的虚妄分别又是一回事。这套解释把两者分别称为自与他，认为应当去除的是后者。

按这一解释，真实体性本来存在，众生没有正确把握它，才加上各种分别。空所针对的是这些认识上的附加，因此他空可以保留事物的本真。以中观的词语讨论真实存在，却给出很不同的理解，正是觉囊与其他传承难以消除分歧的地方。

因此，他空要空去虚妄认识，同时保留真实体性。这种见解有自己的逻辑，对真实存在的坚持也很有新意，却与格鲁派对空的理解发生冲突，被对方斥为异端。觉囊受到压制，既有政治背景，也与这种教义分歧有关。

在这些规模较小的传承中，还有郭扎一名留下来，可供叙述的资料很少。比较起来，觉囊留下独特见解，多罗那他留下历史著作，因此后人仍能通过具体文本，看到它曾参与过哪些讨论。

夏鲁更适合从学术传承来认识。它与布顿联系密切，在教派分类中是否单列，也有不同处理。布顿的政治势力有限，佛学与史学著作却很丰富，影响来自整理经典、写作和保存历史。

布顿的著作后来以文集形式流传，德格版共二十六函，内容涉及佛学和历史。在本地政权之外，这样的学者依靠研究和写作，同样留下了长久影响。

布顿一生留下二百余种佛学与历史著作，后来汇成文集。资料既要搜集，又要分门处理，再依经义校订，个人广泛阅读因而变成可以供后来学僧使用的文字成果。学者的影响并不总随一个地方政权兴衰，著作还能越过作者自己的师门继续被利用。

布顿于公元1322年写下的《布顿佛教史》，是研究前弘期、后弘期的重要材料，也保存了与当时印度、尼泊尔相关的记述。藏地佛教的历史能够被后来人重新梳理，离不开这类作者留下的文献。

编藏与撰史需要处理不同问题。为甘珠尔校经，要辨认经文的异同；为丹珠尔编目，则须知道论著的内容及相互关系。《布顿佛教史》又把传法者、王朝与译经活动排入历史经过。这几种工作集中在同一学者身上，也表现了藏地寺院保存印度佛教的方式。

他还参与甘珠尔的校对与丹珠尔目录的编订。前者整理佛陀言教，后者编录解释经义的论著，需要熟悉大量经典与不同文本。师徒传法之外，这些校经、编目与撰史工作，也把早期佛教学问传给了后人。

夏鲁是否独立列为一派，也取决于分类时重视哪一种关系。若按师承联系，可以把它同萨迦一起叙述；若看布顿整理经典、保存历史的特殊贡献，又适合单列学术传承。寺院不必拥有强大政权，学者留下的经本、目录和史书，也能继续影响许多派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