僧团分裂与部派佛教的形成

佛陀在世时，僧团内部就有分歧。有关他堂弟提婆达多的记载，留下了一套格外严厉的修行要求。据佛典说，提婆达多早年随佛出家，博闻强记，几乎与佛陀不相上下；可他的主张，处处与佛陀针锋相对，一共五条，都落在“日子怎么过”上。

第一条，僧众只能乞食，不到施主家吃饭，也不能自己做饭；第二条，只能住在野外，哪远住哪，不住僧舍；第三条，只能吃素——佛陀时代本不禁止吃肉，只要符合“三净肉”的条件：没亲眼看见杀生、没听说为你杀、不是专门为你杀，就可以吃；第四条，只能穿捡来的破布做的衣服（“粪扫衣”），施主给的好衣服不能穿；第五条最关键，不能接受金钱，不攒财物。

佛陀对这套主张明确反对。在他看来，住在野外还是僧舍，随各人意愿，不影响修道；吃三净肉也无碍。至于“不持金钱”，虽未明说，却足以让僧团分裂。佛陀甚至给提婆达多下了严厉的评语：破和合僧，必堕地狱。据记载，提婆达多并不退缩，率五百比丘另立僧团，与佛陀分庭抗礼。

不过，这段记载的真实性，学界是有保留的。有学者指出，提婆达多的“五事”与后来流行的《十二头陀经》非常相似，他更像佛教里苦行一派的人物，与以头陀行著称的迦叶相近，只是苦得更彻底。早期佛经一路把他写成反面；到了《法华经》，故事忽然翻案，提婆达多竟成了佛陀的老师。前后矛盾如此之大，正提醒我们：这些叙述带着不同时代、不同派别的立场，不能当作铁板一块的史实。

佛陀去世后，教团靠结集来保存教说。第一次结集在王舍城七叶窟，五百比丘参加，由迦叶主持、阿难诵出经、优波离诵出律，经与律的基本结构由此确定。这次结集，南北传的资料都有记载，可信度较高。此后一百多年，佛教又经历了第二次结集，也就是史上著名的“十事非法”之争（这场争论的详细经过，另有专文叙述）。简单说，西方僧团宣布东方僧团接受的十项新规（核心是接受金钱）为非法，双方各执一词，最终不欢而散——佛教从此裂成两大阵营：资格老、地位高的长老们组成“上座部”，人数众多的普通僧众组成“大众部”。

为什么教义分歧没有立刻撕开佛教，生活方式的分歧却做到了？因为结集时在场的大多是亲耳听过佛陀说法的弟子，教义上不敢随意发挥；一百五十年过去，亲闻者纷纷离世，各派各有传承，教义解释开始分岔，而“钱能不能收”这种现实问题，正好成了引爆点。

大分裂只是开始。佛灭后第二个百年，上座部内部又分裂了。这一次的起因，是一个绕不开的理论难题：佛教讲“无我”，说人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我；可又讲业报轮回——那么到底是谁在承受业力、流转生死？这个矛盾，佛弟子们争论不休。

最先给出答案的是犊子部。它的祖师追溯到大弟子舍利弗，提出：确实没有一个“我”，但存在一个不断流转的载体，称作“补特伽罗”，也就是“人我”——它既不是构成人身心的五蕴，又离不开五蕴。这个折中的说法遭到同门反对，反对者遂成“化地部”。化地部后来兵分几路：一路北上，成为说一切有部——它主张一切事物恒常实有，后来成了小乘佛教最大的学派；一路西进，形成法藏部；一路进入尼泊尔地区，称为雪山部。南下的化地部进入南印度，在案达罗王朝支持下形成案达派，这里后来成了大乘思潮的摇篮。

坚持“补特伽罗”的犊子部也分出四派，最后只有正量部流传下来。与此同时，大众部也在分裂，分出说出世部、鸡胤部等。大众部僧侣多来自社会底层，文化程度不高，拿不出整套学说，却擅长指出别人说的不对——这种“破而不立”的作风，后来成了大乘空宗方法论的一个源头。

到公元前一世纪，部派经过三百年的分裂、融合与争论，各自形成体系。公元一世纪前后，佛教最终分立为大乘、小乘两大体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乘的完整哲学并非凭空而来——上座部中一些高僧吸收大众部思想，孕育出“大乘有宗”；大众部“破而不立”的传统，则演化为“大乘空宗”。

部派之间争了三百年，核心的分歧有四条：法是什么、我是什么、心是什么、修行最终的果是什么。

先说“法”。法在佛教里是个极广的概念，凡是有规定性、能引发认识的东西都可称法。法的“真假有无”，各派回答不一：犊子部主张“我有法有”；化地部与大众部的多闻部主张“法有、我无”——法恒常实有，我是变化的，这一系后来发展成说一切有部的实在论哲学；大众部主张“过去未来无体”，认为事物只在当下刹那存在；还有一派走得更远，主张“诸法假名”，世间万相都只是语言安立的名称，并不真实——这已是后来唯名论倾向的先声。

再说“我”。无我与业报的矛盾，各派都想调和，办法是造出各种新名词：犊子部有“补特伽罗”，说一切有部反驳它只是假名，自己却另立“同随得”；化地部有“穷生死蕴”，南传上座部有“分识”，大众部有“根本识”。名目虽多，实质都在为“谁在轮回”找一个说法。越解释漏洞越多，各派干脆把话题转向心识，渐渐酝酿出一种从心识角度追问“我是谁”的哲学。

第三是“心”：心性本净，还是不净？大众部说心本来清净，只是被烦恼染污——这正是后来禅宗慧能“心本净”说的先声；说一切有部则认为心具杂染与离染双重性，修行的任务就是去染转净——这又接近神秀的路子。两种心性论，影响深远。

第四是“果”：修行的最高理想是什么，佛陀到底是人还是神。上座部长老多出身亲闻佛法的声闻弟子，倾向把佛陀看作历史人物——佛陀只是“法”下的一个觉悟者；大众部要在民众中传教，必须神化佛陀，于是说他完全出世、断尽烦恼、句句真理，甚至无睡无梦、刹那知一切法。世人所见的佛，只是佛的一部分。与此配套，佛陀的生平开始被重塑：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；他并非一世成佛，而是累世修行，成佛前以“菩萨”身入胎——这就是后来大乘思想的起点。

“菩萨”这个词，正是在这一阶段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。菩萨是“菩提萨埵”的简称，意思是“觉悟的有情”。在早期佛教里，它指佛陀成佛前的最后一生；到了部派时代，凡发心成佛者都可称菩萨，含义开始放大。

部派争论中神化佛陀、累世修行的观念，直接催生了菩萨行。后来的大乘经典，把三位菩萨推到了前台：观世音菩萨出自《法华经》，专门护佑航海者与行旅之人，故称南海观音；文殊、普贤出自《华严经》——文殊以智慧著称，是指导信众的老师，普贤才是菩萨行的代表。随着菩萨概念普及，大众系的思想日益庞杂，开始向大乘佛教转化，并吸收了大量民间信仰；上座部则较多保留了早期佛教的特色。一场酝酿已久的新运动，即将登场。